２０１１年１１月 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文双月刊） Ｎｏｖ．２０１１ 第４３卷　第６期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ｂｉｍｏｎｔｈｌｙ） Ｖｏｌ．４３Ｎｏ．６ 关于有声思维法口译研究＊ 李德超 王巍巍 香港理工大学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提要：本文回顾过去二十余年来口译研究中运用有声思维法的发展历程，总结并 介绍有声思维口译研究在口译过程、口译策略及口译质量方面所取得的进展。随后，在 参考Ｌｉｎｃｏｌｎ　＆Ｇｕｂａ（１９８５）提出的自然主义研究信度衡量标准的基础上，制订出了有 声思维口译研究的量尺，并以此来考察９篇相关文献的总体研究设计，发现这些研究在 信度与效度方面都存在不少不足。本文亦对将来的有声思维口译研究如何确保信度和 效度方面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有声思维、口译研究、自然主义研究 　　 ［中图分类号］Ｈ０５　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０４２９（２０１１）０６－０９００－１１ １．引言 有声思维法（ｔｈｉｎｋ－ａｌｏｕｄ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简称ＴＡＰｓ）源于认知心理学的内省 法。近三十年来，它作为翻译过程的实证研究方法之一进入译学视野。研究者 尝试通过口头报告的方式，揭示笔译思维过程，探索当中涉及的翻译策略、翻译 步骤、翻译单位、注意力分配、情感态度等因素（Ｄａｎｃｅｔｔｅ　１９９４；Ｆｒａｓｅｒ　１９９６）及 其对翻译教学的启示（Ｗａｋａｂａｙａｓｈｉ　２００３；Ｌｉ　２０１１）。但这一方法在口译研究中 却较为少见，主要原因是口译独特的工作模式造成的困难，即译员通常无法在口 译的同时描述或报告自己的思维过程。 对于有声思维法在口译研究中的适用性，学界有些质疑。一是受试会记住 ＊ 本研究得到香港理工大学项目“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ｉｎｋ－ａｌｏｕｄ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　ｉｎ　ｃｏｎｓｅｃｕ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 ～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ｔ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ｌｅｖｅｌ：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ｆｒｏｍ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ｒｓ”（ＬＴＧ０９－１２／ＳＳ／ＣＢＳ）的资 助，特此鸣谢。 ·９００· 李德超　王巍巍　关于有声思维法口译研究 和报告“有意识”的口译决策及当中涉及的认知过程，而忽略那些已经“自动化” 的口译过程（Ｅｒｉｃｓｓｏｎ　＆Ｓｉｍｏｎ　１９８０）；二是就算“有意识”的口译过程，受试也不 一定都能记得，或者因为某些原因不进行口头报告；三是口头报告数据的可靠性 受到受试个人价值判断的影响，例如一些非策略性行为可能被误报为口译策略 等（Ｇｉｌｅ　１９９７）。但支持者认为，首先，运用该方法的实证研究结果能够反映出 口译过程中的重要思维信息，例如译员注意力分配与工作记忆的关系、口译表现 与意外问题处理、源语转换对口译自动化过程的影响等等；其次，在对受试进行 适当培训，以及研究者合理介入等前提之下，有声数据本身及实验结果的可靠性 可以提高 （Ｋａｌｉｎａ　１９９８；Ｓｈｌｅｓｉｎｇｅｒ　２０００）。本文拟对过去二十年来西方使用有 声思维法进行的口译研究情况作一回顾，检讨其得失，并讨论改进的方法。 ２．有声思维法口译研究概述 因口译工作模式的特殊性，有声思维法口译研究无法采用笔译研究中常用 的同步性的“内省法”来观测译员的思维过程，取而代之的是在时间上相对滞后 的“一般反省法”或“即时反省法（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ｏｎ）”。前者是指译员在 口译任务完全结束之后进行口头报告；而后者是指译员在口译任务过程中以句 子、段落或意群为单位稍作停顿后的即时口头报告。这两种“反省法”中，后者兼 具“同时性”内省法和“追溯性”反省法两者的特征，这与人类学研究中的“时间凝 固法”（ｔｉｍｅ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相似（Ｓｈｌｅｓｉｎｇｅｒ　２０００）。 如依照其研究内容划分，有声思维口译研究主要集中于口译过程、口译策略 及口译质量这三类研究，受试涵盖大学不同年级的口译学生（Ｍｅａｄ　２００２； Ｂａｒｔｏｍｉｅｊｃｚｙｋ　２００６）、专业译员（Ｋｏｈｎ　＆Ｋａｌｉｎａ　１９９６；Ｐｉｏ　２００３；Ｍｏｎａｃｅｌｌｉ ２００９）、口译专业毕业生及兼职译员（Ｎｇ　＆Ｏｂａｎａ　１９９１）等。研究涉及的语言组 合均为西方语言，包括“英语－保加利亚语”（Ｉｖａｎｏｖａ　２０００）、“英语－意大利语” （Ｍｅａｄ　２００２）、“芬兰语－瑞典语”（Ｖｉｋ－Ｔｕｏｖｉｎｅｎ　２００２）等。 ２．１　口译过程研究 有声思维法作为一种过程导向的研究方法，可以在口译教学中用于探究技 能习得过程中“黑匣子”的运作机制。例如，Ｎｇ　＆Ｏｂａｎａ（１９９１）采用内省法让学 生译员描述自己在口译练习中大脑所思所想，以探究英日交传中译员遇到的难 点及问题。她发现不同语系的语言组合（如“日语－英语”）的口译任务比相同语 系 （例如“法语－英语”）难度更大。Ｖｉｋ－Ｔｕｏｖｉｎｅｎ（２００２）尝试运用反省法来研 究同声传译的过程。在参照Ｇｉｌｅ（１９９２）精力分配模式 （Ｅｆｆｏｒｔ　Ｍｏｄｅｌ）中提到 的口译过程及其细节要素的基础上，他对比了１４名学生译员与７名资深译员自 ·９０１· ２０１１年　　　　　　　　　　　　　　　外语教学与研究　　　　　　　　　　　　　　　第６期 我评价的有声思维资料。他发现，学生译员的“口译资历和表现”与“针对口译技 巧的自我评价”成反比，而资深译员则更多地从“转换”及“产品”的层面进行 评论。 有声思维方法亦用于口译测试评估之中，以识别学生口译技能的发展阶段。 Ｃｈｏｉ（２００６）回顾了目前交传教学中常用的学期测试及课堂评估方法，认为其在 信效度方面存在局限。她提出“元认知”的教学评估方式，采用有声思维方法中 的“反省法”来鼓励学生自我评价、检讨口译表现，而教师则给予辅助意见。学生 通过自我衡量课堂及练习当中的口译表现，来发现自身的不足，并自行总结出个 人需提升的口译技能的优先次序。教师则从形成性评价及诊断性评价的视角， 根据学生个性化的学习曲线进行监督和评估。该研究打破了有声思维作为收集 实证资料的研究方法的定式思维，将其作为一种评估手段引入口译教学，以发展 式的评估框架为教学测试提供了新维度，值得同行借鉴。 ２．２　口译策略研究 “翻译策略”是有声思维法笔译研究的重点之一，尤以Ｌｒｓｃｈｅｒ（１９９１）的 论述影响为大。他在Ｆｒｃｈ　＆Ｋａｓｐｅｒ（１９８３）交际策略观点的基础上，把“翻译 策略”定义为“译者将文本片段从一种语言翻译到另一种语言过程中，解决遇到 问题的有意识的过程”（Ｌｒｓｃｈｅｒ　１９９１：７６）。有声思维法口译研究者亦借鉴这 一策略定义，对口译策略种类和特点作了深入研究。 Ｋｏｈｎ　＆Ｋａｌｉｎａ（１９９６）通过采用内省法收集了同传译员的有声思维数据来 对比单语交际及口译双语交际涉及的心理语言因素，发现口译过程是策略性的 话语处理过程，译员采用口译策略时均是有意识和有明确目的。在此基础上， Ｋａｌｉｎａ（１９９８）在口译员当中进行了一项小规模的即时反省法研究，让译员回顾 其口译策略的使用，以识别口译策略及其分类。她发现，口译策略在一定程度上 与单语交际策略相关联。如果口译员能成功地在实践中重复使用特定口译策 略，并使之自动化，这可以减轻译员口译时的认知负担。 然而，Ｂａｒｔｏｍｉｅｊｃｚｙｋ（２００６）却认为，以上口笔译研究中所提到的“翻译策 略”定义大都是“问题导向”策略，类似于二语习得理论中的“交际策略”。例如， 在同声传译过程中，译员会在注意力不足等情况下，采用一定口译策略（如总结、 概括）以避免潜在问题。他将口译策略定义为“一种有助于解决特定口译问题的 方法，它能够辅助译员完成口译任务及预防潜在问题发生”（同上：１５２）。他认 为，口译策略包括“问题导向策略”及“整体策略”两种。前者指“可能有助于解决 特定口译问题的策略”，后者指“辅助译员完成口译任务的一般性策略”（同上： １５２）。他继而运用反省法来识别同声传译中译员所用的不同策略，并统计各种 ·９０２· 李德超　王巍巍　关于有声思维法口译研究 口译策略的使用频率。 ２．３　口译质量研究 口译产品从产出到完成的过程转瞬即逝，这为相关研究带来了困难。有声 思维法中的语料录制和口头报告可以将这一过程 “凝固”、“回放”，让译员有时 间运用（即时）反省法回顾自己的思维过程，研究者也可以对口译语料及转写的 有声思维数据进行条分缕析的对比及评价。比如，流畅度是口译质量的重要因 素之一，而迟疑和停顿则是影响流畅度的关键现象。Ｍｅａｄ（２００２）发现，口译质 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语和源语的非自动化处理过程。因此语言与非语言层面 的知识和技能对达成口译过程的流畅度同等重要。除了对译员内在因素影响的 探索，也有研究者运用有声思维法探究外在环境条件变化对口译质量的影响。 例如，源语语速变化是译员常常遇到的外在环境不可控因素之一，会给译员带来 额外的认知压力和工作疲乏，甚至可能会影响译员表现。Ｐｉｏ（２００３）运用反省法 和实验法探究源语语速快慢与同传译员表现的关系，将“源语－目的语对应”与 “译语表达流畅度”分别细化为四项衡量指标来评价译员表现，接着再将其与译 员口头报告内容对比。Ｐｉｏ发现，在德－意同传中，当源语达到每分钟１４５字（即 过快语速）时，译员的表现在八项评价指标中均受到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 ３．有声思维法口译研究的信度和效度考察 对于有声思维法在笔译研究中的适用性已有不少学者从方法论上作出探讨 （Ｔｏｕｒｙ　１９９１；Ｂｅｒｎａｒｄｉｎｉ　２００１；Ｌｉ　２００４），从信度与效度的角度来考察目前有声 思维口译研究的却不多。笔者在综合考虑实证研究合理合法性的各项标准的基 础上，提出针对有声思维法口译研究的“量尺”，并以此来考察和分析当今主要有 声思维法口译研究成果实验细节，指出其不足及需改善之处。 ３．１　确立“量尺” 有声思维法符合实证研究的自然主义维度，旨在通过口头报告的方式收集 有声数据、形成主题范畴，通过观察和分析寻找事物发展的模式或规律，属于定 性研究范畴。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社会科学领域里自然主义研究方法的广泛 使用，其本身的合理合法性引起争议。Ｌｉｎｃｏｌｎ等人提出的自然主义研究的衡 量标准影响尤其巨大，为多个学科广泛采纳。他们认为，一项可信的研究应当具 有“真实性、适用性、一致性及中立性”四项标准，前两者属于内在及外在的效度， 后两者涉及研究的信度和客观性（Ｌｉｎｃｏｌｎ　＆Ｇｕｂａ　１９８５：２９０－２９３）。 Ｌｉ（２００４）运用上述衡量标准，考察了有声思维笔译研究的信度与效度，并 提出了相关的细化评价指标。受其启发，本文针对口译研究的特点，借鉴以上具 ·９０３· ２０１１年　　　　　　　　　　　　　　　外语教学与研究　　　　　　　　　　　　　　　第６期 体标准并作了修改，提出了用于考察有声思维口译研究文献信度和效度的“量 尺”———自然主义研究衡量标准（见表１）： 　表１．自然主义研究衡量标准? 项目 衡量范畴 （４项） 衡量标准（４项） 具体评价指标（１０项） Ａ．受试选择 Ｂ．语境选择 内在效度 真实值：可信度 １ Ｃ．选材标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ｔｒｕｔｈ　ｖａｌｕｅ：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 Ｄ．长期接触 Ｅ．三方验证 Ｆ．受试确认 外在效度 适用性：可转换性 ２ Ｇ．同行征询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Ｈ．详细描述 Ｉ．逐步复制 Ｊ．编码互信 信度 一致性：可靠性 ３ Ｅ．三方验证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ｄｅｐｅｎｄ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受试确认 Ｈ．详细描述 Ｅ．三方验证 客观性 中立性：可证实性 ４ Ｆ．受试确认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ｂｉｌｉｔｙ） Ｈ．详细描述 　　表１有四大衡量范畴，每个范畴有一项衡量标准，这些标准下又有１０项具 体的评价指标，用于从设计细节的角度考察某项实证研究是否达到衡量标准的 要求。１０项具体的评价指标的定义如下： 　Ａ．受试选择：说明选择受试的原因、目的及标准，并交代其个人背景等相关信息； Ｂ．语境选择：说明选择语境的原因，以及研究设计是否能够尽量贴近自然真实场景（包括 事先对受试进行有声思维法的介绍及培训）； Ｃ．选材标准：所用语料的选择标准及目的，包括对材料字数、内容、难度等的细节评估； Ｄ．长期接触：为了避免研究者在场的负面影响，是否有与受试长期接触，以消除陌生感； Ｅ．三方验证：研究中是否对已有数据进行三方验证，如采用辅助的研究方法（如问卷调查、 后续个人采访、焦点小组访谈、文本分析、话语分析等）； Ｆ．受试确认：是否曾与受试确认研究收集到有声数据或其他资料的真实性； ? 此表根据Ｌｉｎｃｏｌｎ　＆Ｇｕｂａ（１９８５）以及Ｌｉ（２００４）提出的自然主义研究衡量标准及评价指标修改 而得。 ·９０４· 李德超　王巍巍　关于有声思维法口译研究 Ｇ．同行征询：是否就研究项目相关问题与业界同行进行过专业征询； Ｈ．详细描述：在文献中详细描述从框架设计、实施过程、数据分析到导出结论的整个研究 过程； Ｉ．逐步复制：设置对照组的受试，重复各项研究步骤，对结果进行相互对比及讨论； Ｊ．编码互信：避免研究者预设立场因素干扰，将原始数据的编码工作交由第三方处理。 　　确立“量尺”标准之后，我们从当前具有代表性的国际翻译学术期刊（包括 Ｍｅｔａ，Ｂａｂｅｌ，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Ａｃｒｏｓｓ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ｒｓＮｅｗｓｌｅｔｔｅｒ，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及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ＡＩＩＣ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ＲＮ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等数据库资源，筛选出 ９篇采用有声思维法作为主要研究方法且影响力较大的口译研究文献（包括 Ｂａｒｔｏｍｉｅｊｃｚｙｋ　２００６；Ｇｕｍｕｌ　２００６；Ｉｖａｎｏｖａ　２０００；Ｋｏｈｎ　１９９６；Ｍｅａｄ　２００２； Ｍｏｎａｃｅｌｌｉ　２００９；Ｎｇ　＆Ｏｂａｎａ　１９９１；Ｐｉｏ　２００３；Ｖｉｋ－Ｔｕｏｖｉｎｅｎ　２００２），以表１中 的１０项具体评价指标和４项衡量标准为量尺，考察这些研究信度和效度。 ３．２　发现与讨论 从９篇文章看来，绝大多数研究者（８篇）都对其研究程序及步骤进行了详 细描述，且非常注重“受试选择”、“语境选择”和“逐步复制”环节。有４名研究者 详细提及了实验选择口译材料的根据和标准，但有超过一半的研究者并未提及 或未考虑口译材料难易度对数据收集和研究结果的影响。这９项研究都未提及 是否曾经与受试沟通确认所收集数据的准确性，或有无向同行就研究问题进行 征询，或请第三方人员进行数据编码处理。仅有一篇文章使用了“问卷调查”的 方法进行三方验证，一名研究者谈到自己在约一年的时间内与受试多次接触，并 完成实验。分析内容详见图１： 图１．１０项具体评价指标在９篇论文中的体现 ·９０５· ２０１１年　　　　　　　　　　　　　　　外语教学与研究　　　　　　　　　　　　　　　第６期 　　这９项研究几乎都谈及了受试（研究对象）的一般信息，但有些研究者并没 有详细介绍受试的背景，重要信息有如职业年限、工作或学习经历、语言组合等 常常略去。Ｍｏｎａｃｅｌｌｉ（２００９）对受试的介绍比较全面。她在其研究中清晰列出 受试的编号、具体教育背景及年限（例如，“３年制口译方向硕士学位”）、从业年 限（例如，“自１９９０年起”）及其职业经历（例如，“意大利议会专职译员”、“自由职 业者”）等（同上：３４）。除此之外，研究者甚少谈及受试的选择标准及目的，而受 试的总数量有时候亦低于１０人以下。例如，Ｎｇ　＆Ｏｂａｎａ（１９９１）在其实验中仅 采用了７名学生（２名本科三年级、２名口译一年级、２名口译２年级以及１名刚 毕业的兼职口译员）。极少研究者提到过是否就受试口译能力展开过前测，以确 认同组受试水平相当。这些问题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研究的可信度产生 影响。 　　在语境选择方面，大多数研究者都尽量在实验中还原真实口译场景（如采用 真实会议的视频、音频，提前为译员提供背景资料等），以让受试在接受实验时处 于自然的情境之下。例如，Ｍｅａｄ（２００２）在文中谈到，研究者曾考虑使用志愿听 众以更接近口译现场，但由于录音地点的限制和观众水平的参差，最终没有使用 志愿观众。然而，有声思维法口译研究的场景毕竟与普通口译任务不同。口译 研究中常常使用的（即时性）反省法中，译员在口译过程及有声思维过程中的自 发性远不如笔译研究中 （同时性）内省法。因此，除了还原真实口译情境之外， 研究者也有必要对参与研究的受试进行一定的有声思维法培训，帮助他们更加 适应在该模式下工作，降低陌生感。 　　考察还发现，这些研究文献在表１的４项衡量标准方面仍有待提高（见图 ２）。在内在效度的真实值层面，５项评价指标均在相关研究中有所体现。其中， 有６篇论文提到或描述了对于语境及受试的选择；４篇在文中解释了实验所用 口译语料的选材标准；分别各有１篇谈到与受试长期接触（如 Ｍｅａｄ　２００２）以及 采用三方验证。在反映信度及客观性的一致性与中立性层面，均有过半的指标 能够在９篇论文中找到对应。然而，体现外在效度的适用性层面，９篇文章仅符 合１项指标。究其原因，一方面，这是由于口译活动本身的复杂性决定的。口译 任务本身可能涉及多个领域（如政治、经济、教育等）、牵涉多种角色（如译员、听 众、发言人等），其思维过程又因口译形式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如同声传译及交替 传译）。因此，一般情况下，这些研究结果较难适用于其他语境或其他受试。另 一方面，这种现象也反映了前人的研究设计中欠缺与受试确认有声数据的环节， 并常常忽略了与业界同行展开专业征询。 ·９０６· 李德超　王巍巍　关于有声思维法口译研究 图２．４项衡量标准在９篇论文中的体现 ４．有声思维法口译研究应考虑的其他因素 基于表１提出的衡量标准考察前人有声思维口译研究实验的信度和效度， 我们认为，有声思维在口译研究中的应用除要遵循一般的研究程序设计步骤外， 研究者还应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１）研究目的 早期的有声思维法口译研究主要以方法论探索为目的，常常较为空泛。过 于笼统的研究目的可能会导致受试的口头报告漫无边际，造成数据收集的失焦。 相比之下，近期相关文献的研究目的则有明晰化的趋势，这无疑令研究更有的放 矢。因此，研究者应从更微观的视角来细化研究目的，寻找可测量的数据单位， 从而让受试在更明确的口头报告方向指引下进行有启发性的有声思维活动。 　　２）研究对象 受试的选择对实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有声思维法 口译研究中，有必要使用前测、资历认定等手段确认受试的口译能力，以保证相 关数据的可比性，同时亦应阐明受试的遴选标准及其依据。这一点是在目前的 有声思维口译研究中较为缺乏的。在这点上，Ｇｉｌ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９－１０）提出了选 择受试的两点基本原则：１）根据所有可用的信息判断受试是否在所研究的领域 具有代表性；２）对所得数据结果谨慎推断，阐明存在的局限。 有声思维法要求受试用口头报告的方法描述、解释或评论自己的思维过程。 对绝大多数受试而言，这并非是表达思想的一种自然的方式。因此，研究者应提 前给予受试适当的有声思维训练和练习时间，使其适应实验的程序。由于受试 有声数据的个性化特点，研究者在列出受试的个人信息时，除了详细介绍受试的 ·９０７· ２０１１年　　　　　　　　　　　　　　　外语教学与研究　　　　　　　　　　　　　　　第６期 语言组合、教育背景及职业经验之外，有时也应根据具体研究项目考虑译员个人 性格、抗压能力、抗干扰能力等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同时，在条件允许的情 况下，应尽量增加受试的数量。在一般社会科学研究中，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受试 人数应为３０人或以上。然而，由于口译活动的特殊性，研究者往往受制于从业 人员稀少、地域分散、时间不定以及保密性等原因，难以召集到３０人以上的译 员。探索性的案例研究中，有时仅有一个对象，但却能够引发重要的科学发现。 因此，受试人数较少并不会直接影响结论的可信度，口译研究者应尽力保证研究 的科学严谨，避免草率下结论（同上：７－１２）。 　　３）口译材料 口译材料虽然是开展口译实证研究的核心载体之一，其实际难易程度的确 定与测量常常缺乏客观性。在许多的实验设计和质量评估中，口译研究者或者 凭借个人经验决定材料的选择，或者征询专家小组意见定夺材料的难易度与适 切性。事实上，即便是专家小组，也因个人对文本难易度的关注点和评价标准不 同，难以达成一致（Ｌｉｕ　＆Ｃｈｉｕ　２００９）。除了字面意群的难度之外，口译材料的口 语性也是重要因素。比如，一篇写起来行云流水的美文，读起来却可能诘屈聱 牙，令译员听得云里雾里，更不知如何翻译是好。简言之，口译材料难易度缺乏 一致性可能会影响研究者对译员口译表现的评价，进而干扰到研究结论的可信 度。确立客观的口译材料难易度标准，也是确保有声思维口译研究具有可重复 性的保证。 　　４）有声数据的收集与处理 受试进行有声思维时，应确保有声数据得以清晰记录，并尽量避免去干扰或 引导。如果此时有任何问题亟待澄清，研究者可以先行记录下来，在后续访谈或 问卷中进行解答或验证。数据转写完成后，研究者应与受试确认有声数据转写 稿的准确性，以减少转写者在原始数据认知理解上的误差，确保撰写内容的客观 性及完整性。在整理有声数据的过程中，研究者除了关注与研究问题直接相关 的信息外，也不应忽略有声数据与其他数据（问卷结果、访谈内容、话语分析等） 的关联性，寻找研究对象各因素之间的内在关系。 ５．结语 本文从文献梳理及研究选样考察中发现，不少有声思维口译研究在信度、效 度及整个设计环节都存在着不足，制约了该方法在口译研究中的进一步发展。 针对此方面缺陷，本文提出了一系列的原则与措施，以确保有声思维口译研究在 方法论上能有充分的理论基础和足够的解释力。 ·９０８· 李德超　王巍巍　关于有声思维法口译研究 参考文献 Ｂａｒｔｏｍｉｅｊｃｚｙｋ，Ｍ．２００６．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Ｊ］．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８：１４９－１７４． Ｂｅｒｎａｒｄｉｎｉ，Ｓ．２００１．Ｔｈｉｎｋ－ａｌｏｕｄ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ｌｉｍｉｔｓ，ｆｕ－ ｔｕｒ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Ｊ］．Ｔａｒｇｅｔ　１３：２４１－２６３． Ｃｈｏｉ，Ｊ．２００６．Ｍｅｔａ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ｎ　ｃｏｎｓｅｃｕ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ｎｏｖｉｃｅ ｌｅａｒｎｅｒｓ［Ｊ］．Ｍｅｔａ　５１：２７３－２８３． Ｄａｎｃｅｔｔｅ，Ｊ．１９９４．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ｉｎｋ－ａｌｏｕｄ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Ａ］．Ｉｎ　Ｃ．Ｄｏｌｌｅｒｕｐ　＆Ａ．Ｌｉｎｄｅｇａａｒｄ（ｅｄｓ．）．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 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２：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Ａｉｍｓ，Ｖｉｓｉｏｎｓ［Ｃ］．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Ｊｏｈｎ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１１３－１２０． Ｅｒｉｃｓｓｏｎ，Ｋ．＆Ｈ．Ｓｉｍｏｎ．１９８０．Ｖｅｒｂ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ａｓ　ｄａｔａ［Ｊ］．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８７： ２１５－３７９． Ｆｒｃｈ，Ｃ．＆Ｇ．Ｋａｓｐｅｒ．１９８３．Ｐｌａｎ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Ｉｎ　Ｃ．Ｆｒｃｈ　＆Ｇ．Ｋａｓｐｅｒ（ｅｄ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Ｌｏｎｄｏｎ：Ｌｏｎｇｍａｎ．２０－６０． Ｆｒａｓｅｒ，Ｊ．１９９６．Ｍａｐ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Ｊ］．Ｍｅｔａ　４１：８４－９６． Ｇｉｌｅ，Ｄ．１９９２．Ｂａｓｉｃ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ｒ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Ａ］．Ｉｎ Ｃ．Ｄｏｌｌｅｒｕｐ　＆Ａ．Ｌｉｎｄｅｇａａｒｄ（ｅｄｓ．）．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Ｔａｌ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Ｃ］．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Ｊｏｈｎ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１８５－１９４． Ｇｉｌｅ，Ｄ．１９９７．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Ａ］．Ｉｎ　Ｙ．Ｇａｍｂｉｅｒ　ｅｔ　ａｌ．（ｅｄｓ．）．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ｐｅｔｉｎｇ：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Ｊｏｈｎ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１１８－１９９． Ｇｉｌｅ，Ｄ．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Ｇｅｔｔｉｎｇ　Ｓｔａｒｔｅｄ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Ｊｏｈｎ　Ｂｅｎ－ ｊａｍｉｎｓ． Ｇｕｍｕｌ，Ｅ．２００６．Ｅｘｐｌｉ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ｒ　ａ　ｂｙ－ｐｒｏｄｕｃｔ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Ｊ］．Ａｃｒｏｓｓ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７：１７１－１９０． Ｉｖａｎｏｖａ，Ａ．２０００．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Ａ］． Ｉｎ　Ｓ．Ｔｉｒｋｋｏｎｅｎ－Ｃｏｎｄｉｔ　＆Ｒ．Ｊｓｋｅｌｉｎｅｎ（ｅｄｓ．）．Ｔａｐ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Ｃ］．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Ｊｏｈｎ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２７－５２． Ｋａｌｉｎａ，Ｓ．１９９８．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ｓｃｈｅ　Ｐｒｏｚｅｓｓｅ　Ｂｅｉｍ　Ｄｏｌｍｅｔｓｃｈｅｎ．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ｓｃｈｅ　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ｎ，Ｅｍ－ ｐｉｒｉｓｃｈｅ　Ｆａｌｌｓｔｕｄｉｅｎ，Ｄｉｄａｋｔｉｓｃｈｅ　Ｋ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ｚｅｎ［Ｍ］．Ｔüｂｉｎｇｅｎ：Ｇｕｎｔｅｒ　Ｎａｒｒ． Ｋｏｈｎ，Ｋ．＆Ｓ．Ｋａｌｉｎａ．１９９６．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Ｊ］．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４１：１１－１３８． Ｌｉ，Ｄ．２００４．Ｔｒｕｓｔｗｏｒｔｈｉ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ｉｎｋ－ａｌｏｕｄ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１４：３０２－３１３． Ｌｉ，Ｄ．２０１１．Ｔｈｉｎｋ－ａｌｏｕ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ｃｌａｓ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ａｐ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９０９·